张军称，中国应该是从深圳开始找到了公共资本积累的途径。“公共资本积累快了以后，会有一个挤入的效应，它会引导和吸引更多的私人的生产性的资本来投资。”
张军认为，公共资本积累也可以通过挤入或者是引导生产性的私人资本来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公共资本也面临本身的问题，这些资本形成的周期很长。回报率很低，很多不产生现金流，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在这上面激励过度，会形成宏观的不稳定，金融的风险等等。“它其实是一个双刃剑，没有它经济很难发展，找不到解决公共资本积累的有效途径。但是过度利用它会带来宏观上的极度不稳定。带来金融的风险。”
张军认为，中国经济的改革，特别是头30年，不管说了什么，最重要的是做了什么。“我想从深圳1979年的蛇口搞特区，到深圳，到沿海，到内地，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其实是非常务实的在寻找并突破当时面临的那些约束的条件。能够让中国经济获得改进，获得增长，9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的确发展，中国经济的增长开始加快，开始宏观变得相对稳定，开始发现公共资本的积累，尤其是表现为我们的基础设施，获得了突飞猛进的改善，这个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非常重要的条件。”
“中国整个政治的体制，官员的做法等等，也配合了土地作为公共资本积累的一个有效的杠杆的做法。当然我们现在也看到，过度的利用土地，现在城市再土地的规划，土地的批租等等上面，也许拥有过渡的权利，怎么平衡这种权利，怎么让这种权利更适度的用于地方经济的发展，这个是中国经济在未来的改革当中可能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张军说。
张军指出，过去的10年，经济学家的研究都发现错配变成一个主要的问题，错配背后和土地过度使用，地方政府的深度介入都有关系。“当然和我们国有企业变得越来越重要也有关系。可能我们今天回顾改革40年的时候。我们解决了我们在几个关键问题上面有了突破，几乎不可能获得增长的环境当中获得了持续高速的增长。今天的增长带来了新的问题。这个体制，我想那些条件已经变得不像当年那么重要了，过去30年我们始终面临资本约束，没有钱，今天特别是跟土地有关，土地融资功能放大以后，我们的流动性足够大。今天的问题是怎么更好的使用这些钱，减少错配，未来还有健康的增长的可能。这是未来的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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